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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阻擊的寶鋼
所謂改革，在一般意義上，毫無疑問就是對現有利益格局的破壞，并試圖構建一個新的利益格局和市場格局。這意味著，每一次改革，既得利益的分布格局都有所不同。短期來看，沖破既得利益團體思維定勢和利益定勢的格局，是改革的重點。
1979年前后，一些與市場交換有關的經濟行業遇到的改革阻力相對弱小，比如進口糧食問題，這是對整個國家糧食稀缺問題的解決方案，對所有人都有利，因此沒有遇到任何阻力，畢竟吃飯是最基本的經濟命題。但是其他一些相對具有現金流意義的行業，就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比如各地熱火朝天的政府基建項目，還比如已經被批準的各種大型企業建設項目。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改革所遇到的既得利益集團，并不是來自1960年代沿襲而來的蘇聯式國有企業，更不是1950年代末期經濟大躍進形成的利益版圖，而是一種與改革同步發展起來的新型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通過引進外資、引進先進技術所形成的企業集團。可以肯定的是，凡是已經得到中央財政大力支持的基本建設項目，都對中央的政策采取消極觀望的態度，其中有一部分項目明顯采取了抵制、拒不執行的策略。
中央的經濟導向是非常明顯的，要對那些不急需、不具備條件的項目，實行停、緩、并、轉、縮。為此，黨中央和國務院在1979年4月13日特意批轉了國家建委《關于改進當前基本建設工作的若干意見》，要求凡是該停緩的項目，都必須堅決停緩，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準搞計劃外工程。然而根據當時反映到國務院的數據來看，不僅這些基本建設項目沒有得到有效壓縮，反而繼續呈現擴大的態勢。
騎馬難下
從1979年開始進入大面積調整和改革的基本建設項目和大型企業項目，被中央政府明確指令必須停緩建的項目，都是一些看上去又洋又大的項目，而且是1977年以來由中央政府主導的22個重大引進項目。從經濟的總體容量來看，這些引進項目的總體規模遠遠超過了國家經濟能力所能承受的范圍。但是從這些引進項目的進度來看，卻是必須深度推進的態勢。絕大多數項目的設備都已經陸續抵達建設工地，相當一部分正在緊鑼密鼓的建設之中，如果一刀切停緩建，其經濟損失非常明顯和巨大。而且作為合資項目，外資企業的干預非常嚴格，如果項目下馬，就必須承擔對外資方的毀約責任損失，還會帶來經濟層面的國際負效應。
所以，當中央調整停緩的指示下達，下面各地可謂怨聲載道，紛紛頂住，拒不執行，全國范圍內的經濟調整面對著既得利益團體巨大的壓力，人們甚至有太多改革的理由和開放的理由，來頂住中央的經濟政策。上海的汪道涵在一次會議上概括，“萬馬奔騰，不測深淺；不盡知己，不盡知彼；倉促協議，騎馬難下；頭寸一緊，輿論嘩然”。
在當時，寶鋼就是這種左右為難的超大型項目之一。當其時，寶鋼的引進，是冶金部、上海市市委聯合促成的排名第一的大項目，冶金部和上海市委對此可謂成竹在胸，志在必得。
整體看，之所以決定上馬寶鋼，第一個原因，是基于工業發展的需要，滿足整個國家生產的鋼鐵需求。當時的規模設計為年產鋼、鐵各600萬噸，每年向國家提供420萬噸鋼板和鋼管，調出124萬噸鋼坯，由此填補國內不能生產鋼鐵新品種的空白。
第二是希望在經濟建設的層面向日本學習，盡快縮小中日之間的經濟差距。1977年9月，冶金部副部長葉志強率領訪問團去到日本，主要目的就是考察日本的鋼鐵工業局面，兩國之間的落差讓中國人震撼。尤其重要的是，葉志強發現，日本之所以能夠在二戰之后迅速興起龐大的鋼鐵工業，主要方法正是通過引進吸收和消化先進國家的外來技術，而不是一味地強調自力更生，關起門來發展。葉志強將這樣的感受寫成調查報告，以國家計委、冶金部、外貿部和上海市委聯合上報的方式，呈送給國務院，明確建議，搶建上海鋼鐵廠。大約3個月之后，國務院同意了這個建議，決定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在上海寶山縣新建鋼鐵廠。由此改革開放啟動以來中國最大的工業企業項目出現，寶鋼成為一個經濟發展的時代具有象征性的名詞。
陳云的八條意見
但是，作為經濟結構調整最主要的推手，陳云在寶鋼的問題上，有著自己清晰的判斷。事實上，寶鋼的確存在很多問題。
首先是整個項目的前期論證嚴重缺失，沒有一份經得起推敲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如此龐大的工業項目，在投資預算、廠址選擇、水電供應、地質狀況、環境評價、礦石運輸、產品成本等方面，幾乎沒有經過周密的分析與考慮，所有人似乎都被一種大發展的熱情和一種工業差距的緊迫感所俘獲，人們只考慮速度，速度，因而失去了發展的理性。
陳云對此是有意見的，因此他親自去上海召開座談會，反復考慮項目的設備進口問題和建設工期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意見。他要求上海市委要立足于國內的經濟現實，采取重點向日本購買技術、購買專利，只進口關鍵設備的思路，其他輔助設備盡量在國內解決，通過這樣的方法，抑制住過高的投資和過快的速度，確保寶鋼的自主性。不過等到他再次考察聽取寶鋼工程負責人的匯報之后，陳云似乎又調整了自己的看法，他擔心國內對技術的運用能力不夠，認為應該重新回到全部購買進口設備的方法 。
雖然陳云這樣的最高級別的經濟領導在寶鋼問題上顧忌很多，但上海市委和寶鋼工程的建設者們卻是一直熱火朝天。這一方面是因為寶鋼的建設已經成為冶金部、上海市委的一個重要項目，一個能夠和中央的整體經濟布局相牽制的大型企業，一個明顯的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另一方面則是日本企業的技術和設備正在源源不斷地抵達寶山，開弓沒有回頭箭，整個項目必須朝著深度推進，所有事關經濟結構和經濟方法的討論，在這個時候顯得多余。多年之后，人們看到，類似于寶山鋼鐵廠這樣的既得利益團體，并無一種嚴格的利益板塊分野，更無意識形態層面的分歧，人們看到的更多是一種經濟發展方法的分歧，一種經濟結構的平衡問題。這正是新的經濟語境下面既得利益集團問題的復雜性，國民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似乎沒有正面的對手，但阻力卻無處不在，有時候阻力甚至就來自于自身。
陳云看到了這一點，為此他心急如焚，他召開財經委員會全體會議，對寶鋼的建設提出了著名的八條意見 。
現在看，陳云的八條意見既是對自己過去想法的一種糾正，也是對已經形成的以寶鋼為中心的利益團體的一種妥協，當然，其中也隱含著他堅定的調整決心，即寶鋼必須壓縮，不能罔顧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盲目鋪攤子。因此，他強調，第一，寶鋼必須進行下去。第二，要盤點清楚整個寶鋼項目涉及到的項目，不要遺漏，做到心里有數，不要有過多的事后追加。第三，在引進的問題上，要設備，技術和專利一起引進，尊重目前國內的企業水平和鋼鐵產業的水平，不能冒進。第四，建立一個高規格的領導班子，中央和國務院直接介入，整個寶鋼的第一負責人是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第二責任人是建委副主任韓光，冶金部副部長葉志強，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陳錦華。第五，要將寶鋼的建設提升到整個國家利益的高度，寶鋼是四化建設中的第一個大項目，一定要在全國范圍之內做出榜樣來。第六，寶鋼是四化建設中第一個特大項目，只能搞好，不能搞壞。第七，冶金部要組織全體干部以及全國的冶金建設專家，討論寶鋼問題。第八，要征求外國專家意見。但到底如何建設、建設后如何工作、還要靠中國的專家和工人。
在調整中繼續
很快，陳云的意見成為整個財經委的意見，且形成了一份財經委關于寶鋼建設問題向中央的匯報報告。中常委進行了圈閱，形成了關于寶鋼的重要決定：第一，寶鋼一期工程繼續干下去；第二，二期工程延期；第三，二期工程對外已經簽署的合同要進行賠償；第四，已經進口的設備進行妥善保管。顯然，這樣的政策已經盡可能抑制了寶鋼一開始形成的全面鋪張的建設態勢，體現出了一種清晰的關于經濟調整的政策指向。因此，關于寶鋼的建設，在這個時候已經塵埃落定。毫無疑問，這是一個事關經濟調整政策和既得利益集團之間博弈的極為經典的案例。人們想象中的既得利益集團，似乎是一種清晰的、可以迅速判斷的、有力量阻撓改革的利益團體，但事實并不是這樣。進入改革開放以來，真正具有牽制能力的既得利益集團，都在整個利益格局之中，既得利益集團就是改革者本身，因此，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其實是對自身利益的突破與調整。
這是一個普遍的局面。所有關于寶鋼的爭議，一直都在外圍進行，并沒有引起高層的普遍關注，或者說沒有對高層決策形成直接的影響。比如經濟地理的專家張伯箴提出批評意見，他認為寶鋼不應該建在寶山縣，從經濟地理的角度看，違反社會主義生產力配置規律。從中國當時的實際經濟情況看，也并不急需，因此，張伯箴建議，應當在整體的意義上停建寶鋼，或者通過計劃將寶鋼轉移到別的地方。而日本的經濟學家也發表文章探討寶鋼的可行性，他們認為中國決定興建寶鋼如此龐大的工程，本身并不合適。他們的觀點是，按照日本的一般性做法，寶山鋼鐵廠的地點選擇不科學，甚至不可想象。事實上，就在寶鋼工程如火如荼的進展過程中，1980年初，由于地質原因，寶鋼基礎打樁出現了嚴重的位移現象，這會直接導致寶鋼建設留下不可估量的隱患。因此，來自全國各地的批評之聲再次熱鬧起來，尤其是學者階層的聲音一時四起，寶鋼的整體建設似乎處在巨大的懷疑之中。
這樣的懷疑終于再次引起了陳云等領導的注意，關于寶鋼的發展政策，再次被納入到了整個經濟調整的系統政策之中，市場層面、技術層面和社會層面的批評之聲得以與最高經濟決策層形成互動。這是改革開放時代難得的思想風景，因為思想和言論的相對自由，因為陳云這樣一位有調整思路的高層經濟領導，通過行政的力量，終于構成了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擊。（財經作家 蘇小和）
